经济发展愿景不能以危机之前作参照

应该清楚,经济增长模式不大可能再回到过去,因而当前的决策不应以过去的经济结构为参照系。并且,相关政策应更加强调合理搭配,以抑制延长执行刺激放松政策可预见的潜在风险。刺激政策提出之初,就表明要保增长、扩内需、调结构,但全面的刺激宽松政策显然只达到保增长目标,而扩内需、调结构还需要更多的针对性措施。抑制资产部门可能的过热倾向,是调结构的应有之义。

宏观政策转向收紧的时间表将被推后,不少预期中的微调措施或被搁置。当前经济展开的复苏之旅主要是政策之功,这意味其根基尚难言稳固。笔者的意见,当前政策应该注意的是,刺激放松政策所要达到的愿景不能以危机之前的情形作为参照,并且,相关政策应更加强调合理搭配,以抑制延长执行刺激放松政策可预见的潜在风险。

最近,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,各界有很多讨论。中央力主把困难估计得更足一些,把政策考虑得更充分一些,更多地强调了半年多来积极宽松政策的连续性。而控制通胀也被证实未被列入下半年货币政策的工作任务,央行近日也表态,不会对信贷增长实行“规模控制”。这意味着,即便出现微调,其政策力度也较此前预期的微弱。

对经济形势乐观的人认为,鉴于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加快,进一步证实了去年底的底部特征,发电量、采购经理人指数等重要先行指标也显示,经济已进入企稳回升通道。从宏观数据上看,中国经济正在展开V型复苏。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在逐步减退,国内政策会继续显效并加码,加之金融危机在去年十月份以后的影响突然放大拉低基数,下半年经济有望加快增长。预计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接近9％和10％。届时,很多宏观指标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危机影响已荡然无存的感觉。2010年经济会延续上升通道运行,预期增长率有望超过9％,经济活动达到潜在产出水平。

尽管宏观数据可能支持这样的乐观观点,但其背后有几点值得推敲。其一,正在展开的V型反转只是政府支出的结果,其背后是非政府部门的U型复苏。西部和中部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,表明了政府项目在复苏的主导作用,而非政府部门只能以更慢的速度恢复。结果,企业盈利的改善明显滞后于宏观数据。出口、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环比均有好转,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,只能缓慢增长。理论上,只要政府扩张支出足够有力,经济复苏就会加快。政策面一再强调,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,其潜台词是,政府超常规支出这个拐杖还不能抛开,否则经济将再陷疲软。

其二,宏观指标的V型反转,尚未得到微观盈利的同步验证。经济快速扩张并没有化作企业业绩的同幅度回升。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,在中国具有难以想象的可持续性。只要保增长导向不变,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不会减退。但众多经验研究显示,政府主导的投资收益率较低,并会带来产能过剩等问题,这将制约下半年企业利润率的整体提升。公司盈利的全面改善或要等到2010年。

其三,中期通胀压力微弱。央行发布的6月企业商品价格指数（CGPI）降至92,续创1999年公布此项数据以来的新低,但环比微升0.1%。CGPI通常领先CPI 6个月。因而,经济快速复苏只是在向潜在产出水平接近,尚不会很快带来通胀压力。全球可能出现一轮长期温和通胀周期。美国出现明显通胀的可能性不大,受失业率高企和经济活动低于潜在水平制约,预计2010年和2011年的核心通胀率分别为0.4％和0.2％。欧洲的物价恢复较快,而日本将会持续经历通缩。

总体来看,经济中的积极迹象并不是支持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,而是表明刺激政策的不可或缺。今年上半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空前的88%,是过去10年43%均值的两倍。

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从长期来看,当前刺激政策会带来一些无法回避的隐患,尤其是通货膨胀风险和结构失衡的加剧。长期看好中国的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罗奇,近日罕见地对中国经济前景表达了担忧,他认为,中国当前的政策正在加剧经济的失衡,而这种失衡正是当前危机的深层诱因。

经济政策有必要平衡上述积极效应和消极影响。首要一点,应该清楚,经济增长模式不大可能再回到过去,因而当前的决策不应以过去的经济结构为参照系。

与当前经济形势可以引作类比的是,为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,我们启动了大规模基建和固定资产投资周期。这些投资在此后几年里的回报率并不高,并引发了规模可观的不良贷款。进入新千年,尤其是2003年以后,大幅增长的出口部门消化了这些产能,并提升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。但此轮国内投资的国际环境前景很可能没有如此乐观。从全球经济调整周期看,全球化带来的增长红利高峰已过,中国制造会继续走强,但其增长速度将下降到一个较低的平台。

要消除此轮大规模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消极影响,就需要将投资和刺激重心更多地向国内倾斜。幸运的是,中国还拥有广阔的内生性增长空间。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巨大,显然未能脱钩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,但中国经济已成功实现相对脱钩,即经济率先复苏。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,蕴藏着巨大需求和增长潜力,国内市场广阔且有待开发,经济具有可持续增长的罕见潜力。此外,中国经济仍处在世界经济生产率前沿之下,后发优势仍可持续。

抑制可预见风险的另一条途径在于,更多地强调宏观调控政策的搭配,而不是只有或松或紧地统一口径。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多元化的,决策学表明,其手段也应该是多元的,并且各手段之间越独立,调控的效果越好。刺激政策提出之初,就表明要保增长、扩内需、调结构。但全面的刺激宽松政策显然只达到保增长目标,而扩内需、调结构还需要更多的针对性措施。就货币金融政策而言,适度回收一部分过多的流动性,抑制资产部门可能的过热倾向,减少潜在的不良贷款规模,并不会抑制实体经济复苏,却是调结构的应有之义。

(作者系经济学博士,财经专栏作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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